在近現代篆刻史上，如果說來楚生是肖形印的集大成者，錢瘦鐵是元氣淋漓的寫意大家，那麼方介堪便是復興鳥蟲篆印、將這一古老藝術形式推向全新高度的宗師級人物。他以精湛的鳥蟲篆印獨步印壇，與張大千締造了「張畫方印」的藝壇佳話，被郭沫若讚為「爐火純青」，被趙叔孺許為「可談印者，唯介堪一人」。他從錢莊學徒起步，以數十載刀筆耕耘，不僅在藝術創作上達到巔峰，更在教育傳承上桃李滿天下，培養了韓天衡、林劍丹等一批篆刻中堅力量。他就是方介堪——鳥蟲篆印的一代復興者，海派篆刻「工穩典雅」一脈的傑出代表。

一、從錢莊學徒到印壇新星

方介堪，原名文渠，字溥如，後改名巖，字介堪，以字行，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生於浙江永嘉城區（今溫州市鹿城區）。先世居泰順縣，祖父養卿進府學，始著籍永嘉。父冠英，精書法，有名於時，因經商失利，家道中落。

方介堪 (1901~1987)

方介堪生來性近翰墨，年幼時便隨父親習字刻印。因家境清貧，他僅讀了幾年蒙塾，15歲便入咸康錢莊為學徒。兩年後，他依父設攤刻字，心靈手巧，術藝非常。方介堪學習篆刻，先從浙派入手，經五六年暗中摸索，居然已具老蒼之趣，開始在溫州初露頭角。

1920年，方介堪的人生迎來轉折。他拜入金石家謝磊明門下，協助選刻整篇古文辭印章。謝氏家富收藏，收藏歷代碑帖印譜甚多，方介堪在謝家六年，眼界大開，由謝氏指導學徐三庚，後又轉向吳讓之和漢印。這期間，他代謝氏刻了數千方閒章，篆法、刀法、章法練得爛熟，為他後來的成就打下了厚實的基礎。

二、滬上揚名——從趙叔孺到吳昌碩的賞識

1926年春，26歲的方介堪隨邑紳呂文起赴滬，師事鄞縣趙叔孺。初一見面，趙叔孺對這個青年印作的雍容大度和嫻熟技法驚嘆不已。趙氏當時在上海很負盛名，他將方介堪列為弟子，並將他推薦給上海西泠印社，任該社木版部主任。

不久，方介堪去拜謁吳昌碩。吳昌碩認真看了他的印作後，當著眾多藝術界名家和弟子的面，說自己50歲以後才走吳讓之篆刻的路子，還沒有刻好，而方介堪還不到30歲，已經比他刻得好得多了。此後，吳昌碩又在不同場合稱讚方介堪「才資高遠，後生可畏」。

藝術大師出自真誠的讚賞，撼動藝壇。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聞名，誠聘方介堪為上海美專金石教授。此後，方介堪又受黃賓虹之邀兼任新華藝術專科學校教授，同年加入西泠印社。方介堪不僅是經亨頤、何香凝等人「寒之友」社的中堅，還同金石書畫界元老名流褚德彝、曾農髯、黃賓虹、丁輔之、王福厂、高野侯、樓辛壺、鄭午昌，以及潘天壽、林散之、謝稚柳、唐雲等人都有交往。

三、張畫方印——與張大千的半世金石之交

在方介堪的眾多藝友中，與張大千的友誼最深，交情長達半個多世紀。他們一起受聘為上海藝專教授，共同擔任1929年第一屆、1937年第二屆全國美展審查委員，並於1937年春在北京舉辦「張大千方介堪金石書畫聯展」。

方介堪「三千大千」鳥蟲篆印

抗戰勝利後，方介堪應約到上海會晤張大千，很快恢復了藝術活力。此後，「張畫方印」成為藝壇佳話——張大千作畫，方介堪治印，珠聯璧合。張大千籌備重要畫展時，常常亟需印章配合作品，方介堪閉門謝客，以刀代筆，刻出一批氣韻貫通的篆刻精品。

方介堪為張大千所刻的印章中，鳥蟲篆印《瀟湘畫樓》最為著名。此印為象牙材質，印文靈動奇崛，與大千畫作相得益彰。2007年，此印在西泠印社春拍中以99萬元成交，創下當時近現代印章拍賣的最高紀錄，印證了其藝術價值的歷史沉澱。

方介堪的印章成為張大千畫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張大千出遊國外時常對友人介紹：「我有個朋友是金石家，是中國篆刻界的佼佼者，我的許多用印都是他刻的，他在上海，叫方介堪。」

四、鳥蟲篆印——復興千年的絕藝

方介堪對篆刻史的最大貢獻，是將鳥蟲篆印這一古老藝術形式重新發揚光大。鳥蟲篆亦稱鳥蟲書，是春秋戰國時期篆書的變體，屬於特殊的美術字。《說文解字》序中載：「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近年出土的越王勾踐劍、矛等青銅器銘文，其書體皆為鳥蟲篆。

張爰私印

鳥蟲篆源自先秦青銅器紋飾，歷代多用作裝飾紋樣，鮮少納入文人篆刻體系。方介堪沉潛古籍、梳理源流，將這一古老書體從圖案美術提升為文人篆刻的重要分支。他所刻的鳥蟲篆作品，在婉轉盤曲的線條中蘊含書法筆意，既保留了古文字的象形趣味，又賦予其文人藝術的雅致氣息，實現了裝飾性與藝術性的完美統一。

湮江書閣

方介堪的鳥蟲篆印，在刀法上結合玉印「切玉法」，章法處理靈活多變，篆法處理更是在精妙中求嚴謹。其鳥蟲篆印用刀使轉靈動、沉穩，轉折處似方而圓，恰到好處，構成了筆畫細處勁挺而渾、粗處凝重而潤的藝術效果。他的代表作「三千大千」一印，完成於1939年，方介堪時年39歲。此印在布局上從漢印中尋找屈曲的繆篆印，變化出富有裝飾的鳥蟲字體，具有盤曲的魅力；在刀法運用上，用刀工穩，面對盤曲的線條，仍然游刃有餘，不僅工整，且方圓自適，能掌握字體神韻。全印顯得協調和諧，既富裝飾意味，文字亦有空靈灑脫之趣。

魚飲谿堂

暗随流水到天涯

大石堂

古代文字學家潘伯鷹曾評價方介堪：「方介堪乃現代唯一真通鳥蟲篆者。」這份評價，非過譽之詞。方介堪鳥蟲篆印有此成就，得益於他早年的學習和師友的幫助，更得益於他堅定的「遠師古法」理念。他在《玉篆樓談藝錄》中關於篆刻學習的理論，在篆法、章法、取法的處理上都有獨到見解。他的鳥蟲篆印創作的新思路，影響了在他之後的一批鳥蟲篆刻家，這些藝術家沿用其創作思路結合自身創作出新面貌。

五、玉印風格——端凝典雅的漢玉印復興

除鳥蟲篆印外，方介堪對漢玉印風格的發掘與復興，同樣彰顯了其作為學者型藝術家的學術深度。他繼承並發揚秦漢璽印特別是玉印典雅端麗、舒展灑脫之風格，並吸收皖派鄧石如、吳讓之雄渾挺拔、飛動流暢的特色，所作格局博大，氣息淳厚，雍容莊嚴，獨具風貌。

方介堪耗費數年心血，鉤摹古玉印三百餘方，編纂成《古玉印匯》一書，系統梳理了這一沉寂千年的印學遺產。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閱後讚歎：「無一字無來歷，無一筆無出處。」古文字學家郭沫若稱道其印章「已達爐火純青之境」。趙叔孺對其印學功底極為欣賞，曾語人：「可談印者，唯介堪一人。」

他的仿漢玉印作品，既得玉質的溫潤凝練，又具刀鋒的爽利勁健，創造出「玉質感與金石味」交融的獨特審美范式。這種對傳統資源的深入開掘與創造性轉化，成為海派「金石氣」得以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

六、詩書畫印四絕的通才

方介堪的藝術成就並非局限於篆刻一隅，而是詩、書、畫、印「四絕」融通的綜合體現。他踐行並發展了海派藝術家「四全」的創作傳統，在多個藝術領域均達到極高水准。

其書法造詣深厚，篆書取法秦漢碑版，線條圓勁如鐵線，結構舒展大方；隸書深得《史晨碑》《曹全碑》精髓，端莊中見靈動；行草則融合晉唐法度，瀟灑自然、氣韻生動。這種全面的書學修養，使其篆刻真正做到「印從書出」，每一方印章都蘊含著書法的韻律與節奏，實現了刀筆合一的藝術境界。

繪畫方面，方介堪雖不以畫家名世，但其作品清雅脫俗，將篆刻的構圖意識與書法的線條質量融入畫境。他尤擅梅蘭竹菊「四君子」題材，筆下墨竹枝幹如篆籀，竹葉似撇捺，金石氣韻自然流露於宣紙之上。他曾為《瓦當印譜》題詩：「阿房秦故址，長樂漢時宮。古甓參金石，奇文證異同。營陶思舊制，摹枋奪天工。燦爛聯雙璧，童林藝苑宗。」鄭逸梅曾在《藝林散葉》中有「方介堪由刻而書，由書而畫，由畫而詩」之評斷。

七、教育傳承——桃李滿天下的印學宗師

方介堪的藝術貢獻，不僅在於個人創作的卓越成就，更在於構建了跨地域、系統化的篆刻教育傳承體系。早在上海美專任教期間，他便編寫了中國首部篆刻系統教材，將傳統口傳心授的技藝經驗轉化為可量化、可教學的知識體系，提出「先法後意」的教學理念，強調基本功與個性表達的辯證統一。

1964年，浙江美術學院（今中國美術學院）設立新中國首個書法篆刻專業，方介堪應潘天壽之邀前往任教，培養了新中國第一代專業篆刻人才，將海派金石藝術的影響從上海擴展至全國。後因歷史變局返溫定居，彼時溫州交通閉塞，他偏寓一方卻始終以傳承金石文脈為己任，開門授徒、深耕藝教。弟子韓天衡回憶：「先生教學，既重技規矩，更重心性修養。」

方介堪培養了韓天衡、林劍丹、張如元等一批篆刻界中堅力量，使金石藝術擺脫了師徒私授的傳統模式，獲得了現代學術體系與地域文脈傳承的雙重支撐。除學院教育與私淑授徒外，方介堪還通過編纂《璽印文綜》等工具書、舉辦展覽、舉薦人才等方式，構建了多維度的藝術傳承網絡。1979年，方介堪當選為西泠印社副社長，與胞弟方去疾同時出任副社長，成為西泠印社史上「方氏昆仲」的佳話。

八、守護文脈——偏寓守道的最後十年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任命方介堪為溫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後又兼任溫州市博物館館長。他熱情投身地方文物工作，為收購、搜集、搶救流散在民間的文物，跋涉農村山區。溫州博物館能有藏品居全省第三位的規模，方介堪篳路藍縷之功不可埋沒。

1963年，溫州工藝美術研究所成立，他兼任副主任，並設有創作室。「文化大革命」中，方介堪受到衝擊，連著抄家多次，多年收藏的書畫被掃蕩一空。所幸耄耋之年，得見撥亂反正，他被推為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理事、西泠印社副社長、溫州市文聯副主席等職。

1987年8月25日，方介堪逝世，享年八十七歲。回望近現代印學史，方介堪的身影格外巍峨。他是錢莊學徒出身的草根，卻以數十載刀筆耕耘成為一代宗師；他是鳥蟲篆印的復興者，將這一千年古法推向新的藝術高峰；他是「張畫方印」的締造者，與張大千共同譜寫了藝壇佳話；他是西泠印社副社長，培養了韓天衡等一批篆刻中堅力量。

他用畢生心血，一生治印二萬餘方，在方寸印石之間，刻下了最為典雅、最為靈動的篇章。正如郭沫若所讚——「爐火純青」。方介堪用他傳奇的一生，在鳥蟲篆印的天地裡，刻下了一個時代最為絢麗的印記。

本文版權歸本站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