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現代篆刻史上，如果說吳昌碩是海派藝術的領袖，以雄渾蒼古的印風開闢了新境界，那麼馬衡便是將金石學術與篆刻藝術融為一體的集大成者。他精研金石，銳意考古，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他典守故宮二十八年，在戰火中護佑國寶，被譽為「故宮守護神」；他被推舉為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長，為印社築起了三道金石之牆，將「保存金石、研究印學」的宗旨推向了全新的學術高度。他就是馬衡——一位以學術立身、以金石為魂的印社掌門人。

一、從南洋公學到北大講壇

馬衡，字叔平，別署無咎、凡將齋主人，清光緒七年（1881年）生於浙江鄞縣（今寧波鄞州區）。他的出身並不顯赫，卻有著深厚的文化追求。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十八歲的馬衡考取秀才，但他沒有沿著「學而優則仕」的傳統道路走下去，而是考入南洋公學（現上海交大），開始接受新式教育。

馬衡照片

肄業之後，馬衡利用婚後的閒適生活，廣為搜集文物、鑽研文史、鑑賞古玩，奠定了堅實的國學基礎和金石學方面的專業知識。1917年，經兄長馬裕藻的推薦，馬衡進入北京大學國史編纂處任職，從此開啟了他在北京大學長達十六年的學術生涯。

初入北大時，馬衡行事低調，同仁們並不知道他在金石學方面的深厚造詣，只見他馬術不錯，便讓他兼任體育課馬術老師。直到1920年，馬衡才被聘為史學系講師，講授新創立的金石學課程。1922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研究室成立，馬衡受聘擔任首任主任兼導師，率先在大學開設金石學課程，成為中國金石學學科近代化的重要奠基人。

二、近代考古學的前驅

馬衡對金石學的研究，走出了一條與乾嘉學派不同的道路。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派訓詁考據的傳統，又銳意採用科學的方法，注重對出土文物的現場考察，使中國金石博古之學趨於近代化。1923年，馬衡與同仁們成立了「古蹟古物調查會」，主張「用考古學的方法調查保存研究中國過去人類之物質遺蹟及遺物」，力促科學研究和妥善保護文化瑰寶。

他先後赴河南新鄭、河北燕下都等地進行實地勘察和發掘，主持了燕下都遺址的考古工作，並寫出《新鄭古物出土調查記》等報告書。這些工作，使他成為從傳統金石考證向近代田野考古過渡的關鍵人物，被郭沫若先生譽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

馬衡的主要著作有《中國金石學概要》《凡將齋金石叢稿》《漢石經集存》《石鼓為秦刻石考》等。其中《凡將齋金石叢稿》全書分八卷，系統總結了中國金石學的定義、研究對象及方法，提出石鼓為秦襄公至獻公間刻石的觀點，考證銅器形制、度量衡制度及漢魏石經，至今仍是金石學研究的重要文獻。

三、典守故宮二十八載

1924年，馮玉祥北京政變之後，清室善後委員會成立，馬衡受聘參與點查清宮物品的工作。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馬衡任古物館副館長。1933年，他辭去北京大學一切職務，轉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直至1952年離職。

馬衡在故宮博物院服務了二十八年，其中十九年擔任院長之職。這十九年正值戰亂，烽煙遍地。抗戰爆發後，他主持了故宮文物南遷、西運的艱鉅工作，在炮火中護佑國寶，歷盡艱辛。抗戰勝利後，他又主持故宮博物院復員與西遷文物東歸南京的工作。北平解放前夕，為確保故宮建築與文物的安全，他堅守院長崗位，並與社會名流呼籲國民黨當局避免戰火，保護北平文化古城。他以保護中華民族珍貴文化遺產為己任，盡職盡責，其功績永載史冊。

馬衡的品格與襟懷，成為了培育故宮人精神和形成故宮傳統的寶貴財富。他不僅將自己畢生的收藏傾囊捐贈給了故宮博物院，更以其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學識，為後世樹立了典範。

四、為西泠印社築起三道金石之牆

馬衡與西泠印社的因緣，始於印社創立之初。他是西泠印社的早期成員之一，早年便為方才立住腳跟的西泠印社捐款、捐物——捐資大洋五十元，又捐出磬式茶几四張、靠背一字椅八張、大方几桌一張、圓桌面一張，在《西泠印社小志》的捐資名錄中名列前茅。

1927年，吳昌碩去世後，西泠印社社長之位空懸二十年。丁輔之、王禔、葉銘三位創始人謙讓不就，一直未能找到合適的掌門人。直到1947年重陽節，西泠印社補行建社四十周年紀念活動，經王禔率先提議，同人公推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為第二任社長。1948年，馬衡於北平以函電確認的方式就任，跨越了北京與杭州間一千二百公里的山海。

馬衡為西泠印社築起了三道金石之牆。第一道牆，是護社存址的物質屏障。1928年，西泠印社孤山社址面臨被改建為「中山紀念堂」的風險。馬衡聞訊，巧妙地為印社掛上了「古物保管委員會浙江分會」的牌子，借官方的名號令相關主事者知難而退，為印社化解了一次關乎存續的危機。1930年夏，馬衡因揭露「東陵盜寶案」而遭軍閥孫殿英通緝威脅，化名「無咎」避居印社三個多月。抗日戰爭期間，他多次致信王禔等同人，反覆叮囑妥善保管《漢三老諱字忌日碑》及歷代印章、金石拓本，並具體指導同人將碑刻深埋地下、藏品秘藏密室，最終讓印社文物在烽火中免遭損毀。

第二道牆，是他為印學立定的學術根基。馬衡有一句被後世印人奉為圭臬的論斷：「金石家不必為刻印家，而刻印家必出於金石家。」他直言不諱地批評那些「不知六書為何物」、印文多謬誤，且刻印徒逞刀法、作品劍拔弩張、乏於氣韻，卻仍沾沾自喜的印人。在他看來，篆刻的核心是印文內涵與金石底蘊，一名合格的印人，必先通金石之學、懂文字源流，而後才能談創作表達。他對當時風靡於印壇的吳昌碩「椎鑿邊緣，以殘破為古拙」的做法不以為然，認為不應盲目效仿。他提出的治印「四重」——「重在印文」「重篆文之正確」「重篆法之華美」「重印文之配置」，更是其多年藝術實踐的理論昇華。

第三道牆，是他對印社人才的提攜與舉薦。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後，馬衡兼任古物館副館長，隨即舉薦西泠社員王禔、唐源鄴赴故宮任職，為印社培養了重要的後繼力量。

五、學者風範的篆刻藝術

馬衡不僅是金石學家和考古學家，還是一位富有才華的書法篆刻家。他能詩詞，工篆隸，精篆刻，尤以治印稱名於世。早在西泠印社創立之初，他就已列名社籍。

馬衡的篆刻宗法秦漢，間涉吳讓之、趙之謙，所作字法謹嚴、氣韻醇厚。古璽印的各類印式在他刀下一一再現，表現出淵雅純正、質樸自然的古典之美，是典型的學者印風。他喜蓄青田石章，認為「余於印石中最愛青田」，所刻名印、室名別號印及收藏印多是自行篆刻，風格多樣。

其代表作「馬衡」白文印，印面施以陰線邊框，中有豎向界線分隔印文，字口與陰線邊欄等寬，是古璽印面形式的借用，印面工整中見氣魄，有鑄印的效果。印款以切刀法刻長銘，或以記事，在其作品中常有表現。另一代表作「鄞馬氏凡將齋藏書」朱文印，以鐵線朱文刻治，筆意借助純熟的刀法，諸字的起筆、收筆和轉折體勢細密秀潤，展示出藏書章的端正雅致。

馬衡「馬衡」白文石章印

馬衡的篆刻作品被輯為《凡將齋印譜》《鍴廬印稿》《凡將齋印存》等傳世。他的印作雖不以數量取勝，卻以其淵博的學識和深厚的金石底蘊，為很多專業篆刻家所難以企及。

馬衡「鄞馬氏凡將齋藏書」朱文石章印

六、晚年與傳承

1952年，馬衡調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1955年3月26日，馬衡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四歲。

馬衡去世後，西泠印社社長之位再度空懸八年，直至1963年張宗祥繼任。馬衡為印社留下的不僅是二十三年的掌門歲月，更是一套以金石學為根基的印學理念。他將「保存金石、研究印學」的宗旨從口號轉化為切實的學術實踐，使西泠印社從一個以篆刻創作為主的社團，發展成為一個兼具創作與研究的學術機構。

馬衡隸書作品

回望近現代印學史，馬衡的身影格外巍峨。他是從南洋公學走出的學子，卻成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他是典守故宮二十八年的守護者，在戰火中護佑國寶；他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長，以金石之牆為印社立下百年根基。他用一把鐵筆、一方青田石，踐行著「刻印家必出於金石家」的學術信念，為後世留下了取之不盡的藝術寶藏與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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