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之琛(1781—1852),字次闲,号献父,又号宝月山人、南屏隐君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作为“西泠八家”之一,赵之琛在浙派篆刻传承谱系中居于极为特殊的位置——他既是浙派技法的集大成者,将浙派刀法推向了“纯”的境界;又因作品程式化倾向而被部分论者视为浙派走向式微的“始作俑者”。这种毁誉参半的评价,恰恰折射出赵之琛篆刻艺术的复杂性与深刻性。
赵之琛早年先师法陈鸿寿,后又师事陈豫钟。他既得陈豫钟清秀雅逸的真传,又不为师门所囿,兼取黄易、奚冈、陈鸿寿各家之长。好友郭麐评其艺术:“秋堂贵绵密,曼生跌宕自喜,……次闲既服习师说,而笔意于曼生为近,天机所到,逸趣横生,故能通两家之驿而兼有其美。”罗榘《西泠八家印选》序中亦云:“次闲继出,虽为秋堂入室弟子,而转益多师,于里中四家无不模仿,即无一不绝肖,晚年神与古化,锋锷所至,无不如志,实为四家后一大家。”这种转益多师的取法路径,使赵之琛在篆刻技法上达到了集浙派之大成的境地。
一、师承渊源:转益多师,集其大成
赵之琛的篆刻之路,可谓得天独厚。其祖父赵贤与浙派开创者丁敬订交,父亲赵典与陈豫钟亦有深厚交谊。赵之琛幼承家学,聪慧颖悟,年少即好篆刻,曾将家藏周秦两汉金石文字临摹殆遍。一日,陈豫钟偶见少年赵之琛所刻印作,惊为异人,称赞道:“献父妙年作印如此,将来何可限量耶?”遂收其为徒。陈豫钟极爱此徒,曾在其印作边款中刻道“赵生之琛,课余之暇,肆力篆刻”,彼时赵之琛年仅十余岁。
二、刀法:精熟至化境,切刀见真章

赵之琛的刀法成就,是浙派切刀技法发展的高峰。浙派自丁敬以来以“切刀法”为核心技法,赵之琛将这一技法发挥到了极致。其刀法精熟程度已至化境,滞重而蕴藏轻峻,尤以切刀之法见称印坛。用刀爽利坚劲、简捷老辣,运刀纵心所欲,有苍茫磅礴之气。在保持浙派碎切刀法的同时,他又将碎切变为长切,注重气韵和写意趣味,成为典范。
赵之琛刀法的精妙,在其早年作品中已显露无遗。其十九岁时的作品刀法即已挥洒自如、得心应手,平淡之间得见绚烂。朱白文印冲中带切,切中有碎,用刀精确细腻。其白文印线条精致细腻,不激不厉,一派平和简淡气象,实现了平中见奇的艺术效果。在短笔画的刀法处理上,明显呈现出上尖下方的楔形线条,这已成为浙派篆刻的标志性创作特征。




赵之琛在刀法上的另一贡献,是以凿法参入笔意。其用笔用刀刚中见柔,变锋芒外露为劲爽含蓄。晚年更以切玉法为特色,笔画纤细方折,颇有情趣。这种对刀法的持续探索与精进,使赵之琛成为浙派诸子中刀法最为精熟者。
三、章法与字法:纯正稳健,以巧见长
在章法布局上,赵之琛仍沿用汉印模式,纯正稳健、端庄纯朴、结构秀美,极尽分朱布白之能事,以巧见长。其作品章法纯整,结字洗练,自然秀美。布局端庄平正,运刀峻拔凝重。这种工稳的章法风格,与其精熟的刀法相得益彰,形成了赵之琛印作特有的典雅气质。




在字法方面,赵之琛进一步完善了陈鸿寿的“长脚篆”。他摄取古文字范围极为广泛,只要章法合适,无书体之区别皆可入印。其篆刻作品形式多样,除创始人丁敬之外属最多。代表作如“金石千秋”朱文印,宽边栏,铁线朱文笔画硬折,愈显金石凌凌之气;“补罗迦室”自用印章法、篆法、刀法均极讲究,“罗”字下左偏旁和“迦”字的走之旁,简而代繁,既是浙派的典型结构法,又可见其用心之谨慎。
赵之琛在取法上尤重汉凿铜印、汉玉印一路。其“瓦当当砚斋”印是中年力作,以对汉凿铜急就印风格的深刻把握,结合浙派简约随意的字法结构和爽快锐利的单刀切冲手法,使全印风格在洒脱稚拙中见精神。他选择以汉凿印、汉玉印作为追求“有个性的汉印”的突破口,创作出了最富个人特色、成就也最卓越的作品。
四、边款艺术:生辣清劲,别具一格

赵之琛的边款艺术同样成就斐然。其边款字体隶行结合,下刀生辣,线划挺劲。边款秀劲涩辣而精致,内容多释印,包括字源字义、风貌出处、印语出处等,亦有题跋及论印文字。边款文辞隽永,字体纵长,略取斜势,用刀生辣清劲,富于金石趣味,至今仍是后学效仿的典型。
赵之琛边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内容极为丰富。如其“汉瓦当砚斋”印边款云:“仿急就章,刻固非易,而篆尤难。丁丑冬过问渠斋中,按汉印谱,漫为作此,次闲。”“陈铣”印边款则云:“以秦人篆意,用六朝刀法漫成此印。”这些边款文字不仅是创作心得的记录,更是研究其印学思想的第一手文献。其边款还常常直刻行书,体现清代文人篆刻书印结合的艺术特征。




五、对篆刻艺术的贡献与争议
赵之琛对篆刻艺术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其一,技法集大成。 赵之琛在篆刻技法上将浙派传统推向了极致。他精熟的金石文字之学为其篆刻提供了深厚的学术根基——阮元所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之古器铭文多半为其手摹。他将浙派碎切刀法发展为更为爽利、更具写意趣味的长切之法,把浙派传统的碎切刀涩进风格推向了一个“纯”、“蕴藉渊雅”的境界。
其二,形式多样化。 赵之琛一生刻印以万计,是西泠八家中作品最多的一位。其印的形式除丁敬外最为丰富,取法古文字类最为广泛。在西泠八家中,其印风形式的丰富多样仅次于丁敬。他在传承浙派固有风格之外,还在漫长的艺术之路上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和追求。
其三,影响深远。 在嘉庆后期到道光年间,距丁敬去世已七八十年,前四家真谱已难觅见,时人后学唯陈鸿寿、赵之琛是崇,将其作品奉为学习浙派的门径。陈鸿寿比赵之琛早三十年去世,赵之琛的影响更大,不仅局限于浙江,更扩展至整个印坛。魏锡曾针对当时徽派的状况叹曰:“无怪皖人知有陈、赵,不知其他。”赵之琛弟子江尊更是纵跨两个世纪传承浙派的重要人物。
然而,赵之琛的篆刻艺术也存在着不容回避的问题。因其创作数量巨大,且多有应酬之作,晚年作品程式化倾向明显,出现了“燕尾鹤膝”之讥。技巧过分成熟易走向僵化,仅存形式而难再发展。何元锡曾批评道:“奈负铁篆之名,所刻合作甚少,盖印之所贵者文,文之不贵,印于何有?不究心于篆,而徒事刀法,惑也。”这种批评虽然严苛,却也指出了赵之琛晚年创作的症结所在。因此,有论者视其为浙派印风走向程式化和式微的“始作俑者”。
六、结语
赵之琛是浙派篆刻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赞誉者视其为浙派的集大成者,是浙派发展嬗变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讥贬者则视其为浙派程式化弊端的源头。公允而论,赵之琛以其精熟至极的刀法、丰富多样的形式、深远广阔的影响,确为浙派篆刻的技法高峰。其在刀法上的探索与突破、在形式上的拓展与丰富、在传播上的努力与贡献,都值得充分肯定。然而,其晚年创作的程式化倾向也警示后人:技法的高度成熟若不能与持续的创造力相伴随,便可能走向僵化。赵之琛的篆刻艺术,恰如一面镜子,既映照出浙派的辉煌,也折射出其局限——这或许正是他在篆刻史上最深刻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