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豫钟（1762—1806），字浚仪，号秋堂，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篆刻家。作为浙派篆刻“西泠八家”之一，陈豫钟与陈鸿寿并称“钱塘二陈”，在浙派印学史上占据承前启后的关键位置。其印风工整秀致、法度严密，边款艺术尤称绝诣，在浙派诸子中独树一帜。
一、师承渊源与印学路径
陈豫钟出身金石世家，自幼耳濡目染，少年时代随侍祖父陈王谟（半村公），见其作书及篆刻，心窃好之，课余之暇惟以二者为事。早年师法文彭、何震等晚明清初名家，未及弱冠已名声鹊起。其后获见杭州藏书家郁陛宣所集录的丁敬（砚林）印谱，叹其“错综变化，无美不备”，始悟运腕配耦之旨趣。此后又纵观诸家所辑汉人印，细玩铸、凿、刻三等遗法，彻底抛弃了早年文、何旧习。其间更得浙派前辈黄易、奚冈指授，边款尤获褒奖。
这种由“文何”入“龙泓”（丁敬）、由明清上溯秦汉的取法路径，奠定了陈豫钟篆刻艺术“尊汉印之浑厚，又具浙派之典雅”的总体风貌。晚清重要印学专家魏锡曾以论印诗概括其成就：“秋堂师砚叟，自谓得工整……小印极精能，芥子须弥境。”可谓精准之论。
二、印面风格：工整内敛，法度精严
陈豫钟的印面风格，一言以蔽之曰“工整”。此“工整”并非流于刻板，而是在严密法度中蕴含深沉的文人意趣。其印风工整、含蓄，法度严密，刀法在浙派诸子中最为内敛。自用印“陈豫钟印”四面刻其姓名、字、斋号，风格工稳端严，足为代表。
在取法上，陈豫钟沿袭了由丁敬、蒋仁、黄易、奚冈一路发展而来的结体方折的缪篆。在章法布局上，善用对角疏密对比以营造错落之感——如“讬兴毫素”一印，文字作对角偏小处理，产生交错感，使印面错落有致而不呆板。其篆法遵循汉印文字传统，笔画折处方正，边沿处理却保持圆润，虽以短刀碎切出之，仍不失圆融之趣，方中寓圆、方圆相济。笔画的起止处尤见深意，蕴藏书法笔意，气韵通畅。其作品“张氏子明”一印自题仿汉人铸印法，布局稳练，对角疏密对比明确，以连续短切刀令线条在浑厚中产生细微变化，被论者评为“表面是汉人，精神在龙泓”。
这种工致而不失灵动、谨严而饶有韵味的风格，使陈豫钟成为浙派印风从丁敬的古拙奇崛走向风格化的关键人物。与率性豪迈、壮伟遒雄的陈鸿寿相比，陈豫钟的印作更益见宁淡的文气——他曾坦陈：“篆刻予虽与之同能，其一种英迈之气，余所不及，若以工致而论，固无多让焉。”
三、边款艺术：刀笔相融，堪称绝诣
陈豫钟篆刻最令人称道者，莫过于其边款艺术。时人有“款胜于印”之评，甚至有论者称其边款“为笔写所不能到，真神工鬼斧也”。求印者皆喜其款字，常有索作长跋者，皆欲“多多益善”——“最爱热肠人”一印边款文字即达二百六十三字。
陈豫钟边款的成就，根植于其对刻款技法的深入探索与革新。在刀法上，浙派创始人丁敬刻边款采用“握刀不动，以石就锋”之法，成一字则石必旋转数次。陈豫钟则反其道而行，强调以运腕为主，通过手腕的转动来调整进刀部位，刻款时印石少转动或不转动。这种技法上的突破，使其边款能以刀代笔，在方寸之间实现精严绰约的楷书效果。
其边款宗法晋唐小楷，字正腔圆，以密行细字的长篇跋文为特色，用刀蕴藉静穆，字字秀美，笔笔精到。陈豫钟本人对此颇为自负，曾在边款中称：“盖余作款字都无师承，全以腕为主，十年之后，才能累千百字为之而不以为苦。”他又在“最爱热肠人”边款中自评：“余于此虽不能如居士之入化境，工整二字足以当之。”这种自信源于数十年的功力积淀。
更重要的是，陈豫钟大概是明清以来第一个有意识地对边款艺术进行理论总结和技法记录的篆刻家。他在边款中记载了大量关于款识刊刻及篆刻技法的文献资料，将视线扩充到边款艺术的渊源探讨和艺术表现手法诸方面。清代篆刻家韩天衡即指出，考察历来论述印章边款艺术的文字，明代及清初论著中皆无之，延至乾嘉时的陈豫钟方有论及——这份“早慧”的自觉，使其边款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亦具备不可忽视的印学史文献价值。
四、结语
陈豫钟英年早逝，享年仅四十五岁。其篆刻作品现存仅一百八十余方，在西泠八家中仅高于蒋仁、奚冈两家。数量之少，正可见其生前极爱惜羽毛、不轻作一印的审慎态度。
作为“西泠后四家”的起始人物，陈豫钟上承丁敬、蒋仁开创的浙派传统，下启陈鸿寿、赵之琛的进一步演化，在浙派由古拙走向精妙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印面工致典雅、法度精严，边款则更是刀笔相融、堪称独步——这种“印面与边款并美”的艺术格局，在篆刻史上殊为罕见。惜乎天不假年，若再假三十年，其艺术成就必将更为辉煌。然即以其传世之作观之，陈豫钟已足称浙派印学的一座高峰。